一萬隻熊貓 作品
第五百三十八章 北海鎮的三農問題
去年秋收後，鑑於大型聯合收割機數量不足，北海鎮機械廠開始批量仿製另一時空中曾出現的麥考密克收割機，其工作效率是人工收割的4~5倍。
這東西製作相對簡單，除了木料就是鑄鐵件，不需要精密加工，唯一技術含量高點的就是進行切割的齒刀。整個機器的工作原理是由馬匹帶動後面收割機寬大的車輪前進,車輪連接過橋鏈耙上的齒輪驅動四個風車扇葉狀的分禾器轉動，將麥穗推入收集臺，麥穗在進入收集臺時，前端貼地的切割器會將麥杆切斷，只在地面留出寸許長的麥茬。
馬拉收割機維修十分簡單，分禾器要是壞了，農民自己就能修；分割器的齒刀如果壞了,那就重新向農機站申請,換一套即可。至於售價,則是200北海銀元一套，包括了兩匹馬。
按照趙亮的計劃，北海鎮機械廠將在這個冬季著手仿製歷史上的第一代聯合收割機，而且是使用燃油發動機的那種。
大範圍新式農具的使用，其實和北海鎮打破了傳統小農經濟結構，效法另一時空歷史上“集體公社”的組織形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北海鎮治下的農民之所以能夠迅速接受新生事物，並願意購買工業品，是因為各個自然村採取的是農業合作化方式。
趙新和陳青松之所以會這麼做，並不是兩人多麼有遠見，而是由一開始島國流民的現實條件決定的。因為饑荒導致每家都缺少勞動力，難以經營五十畝的土地；而且北海鎮還要從這些人裡徵兵，更加導致勞動力缺少，因此只能採取合作互助模式。於是乎，統一經營，統一管理，合理利用土地、興修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早期的河南移民也是如此，農業生產技術落後，勞動力不足,更使得他們只能被迫的納入到這個體系中來。而等後期家庭勞力相對充裕的山東移民、直隸移民到達的時候，因為採取了以家庭為單位分配土地、各家打散安置的原則，使得宗族勢力的干涉能力大大降低。
換句話說，以宗族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土地經營方式在北海鎮是不被允許的；更嚴重的說，只要北海鎮繼續搞工業化，其治下的所有地區都是不能允許的。
要知道一個國家或政權只要進入工業化，隨著各項制度的建立，將帶來大量的制度性開支；這其中包括了稅費、醫療保障、電費、水費、通信、物流等等成本，也就是“制度成本”。
因為十八世紀末的中國歸根結底還是個農業國家，三億多人裡90%都是農村人口。所以工業化產生的制度成本必須要通過農村進行轉嫁，也就是讓農村人口購買使用工業化的商品才行，單靠城鎮是根本無法消化的。
比如拖拉機，它最大的應用就是農業生產，在城鎮內部幾乎毫無作用。再比如村村通電，就要讓農民付電費；如果沒有通電，就需要農民購買北海鎮製造的馬燈，而不是繼續使用昏暗的油燈。
在另一時空的歷史上有個很顯著的例子,可以說明工業化和小農經濟的對立性矛盾。1949年的時候，為了提高耕作效率，生產了一種“雙輪雙鏵犁”--相對於當時農民普遍使用的木犁，它被老百姓俗稱為“鐵犁”，其售價僅為39元。然而即便是政府如何大力宣傳動員，奈何農民就是不買，直到公社化之後才推廣開來。
要知道中國自古以來的小農經濟模式，導致工商業在內的多種經營並不走貨幣交易，農民沒有用貨幣購買的習慣；需要什麼農具，找村裡的能工巧匠做一個就行，代價就是用農產品交換。
比如用自家母雞下的蛋去合作社換火柴，這就是以物易物的交易。農產品和工業品在農村無法貨幣化，導致經濟運行方式就只能是計劃調撥，無法市場化。
對於本時代的帶清農村來說，官紳階層的土地兼併導致普通農戶根本沒有五十畝的土地去經營，而擁有大批土地的官紳階層又可以通過僱傭農村破產者和無產者，以更廉價的方式實現低成本經營，缺乏對新型農具需求的
動力。
（說了這麼多，諸位明白為什麼土地革命後要搞集體化了吧？）
這東西製作相對簡單，除了木料就是鑄鐵件，不需要精密加工，唯一技術含量高點的就是進行切割的齒刀。整個機器的工作原理是由馬匹帶動後面收割機寬大的車輪前進,車輪連接過橋鏈耙上的齒輪驅動四個風車扇葉狀的分禾器轉動，將麥穗推入收集臺，麥穗在進入收集臺時，前端貼地的切割器會將麥杆切斷，只在地面留出寸許長的麥茬。
馬拉收割機維修十分簡單，分禾器要是壞了，農民自己就能修；分割器的齒刀如果壞了,那就重新向農機站申請,換一套即可。至於售價,則是200北海銀元一套，包括了兩匹馬。
按照趙亮的計劃，北海鎮機械廠將在這個冬季著手仿製歷史上的第一代聯合收割機，而且是使用燃油發動機的那種。
大範圍新式農具的使用，其實和北海鎮打破了傳統小農經濟結構，效法另一時空歷史上“集體公社”的組織形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北海鎮治下的農民之所以能夠迅速接受新生事物，並願意購買工業品，是因為各個自然村採取的是農業合作化方式。
趙新和陳青松之所以會這麼做，並不是兩人多麼有遠見，而是由一開始島國流民的現實條件決定的。因為饑荒導致每家都缺少勞動力，難以經營五十畝的土地；而且北海鎮還要從這些人裡徵兵，更加導致勞動力缺少，因此只能採取合作互助模式。於是乎，統一經營，統一管理，合理利用土地、興修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早期的河南移民也是如此，農業生產技術落後，勞動力不足,更使得他們只能被迫的納入到這個體系中來。而等後期家庭勞力相對充裕的山東移民、直隸移民到達的時候，因為採取了以家庭為單位分配土地、各家打散安置的原則，使得宗族勢力的干涉能力大大降低。
換句話說，以宗族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土地經營方式在北海鎮是不被允許的；更嚴重的說，只要北海鎮繼續搞工業化，其治下的所有地區都是不能允許的。
要知道一個國家或政權只要進入工業化，隨著各項制度的建立，將帶來大量的制度性開支；這其中包括了稅費、醫療保障、電費、水費、通信、物流等等成本，也就是“制度成本”。
因為十八世紀末的中國歸根結底還是個農業國家，三億多人裡90%都是農村人口。所以工業化產生的制度成本必須要通過農村進行轉嫁，也就是讓農村人口購買使用工業化的商品才行，單靠城鎮是根本無法消化的。
比如拖拉機，它最大的應用就是農業生產，在城鎮內部幾乎毫無作用。再比如村村通電，就要讓農民付電費；如果沒有通電，就需要農民購買北海鎮製造的馬燈，而不是繼續使用昏暗的油燈。
在另一時空的歷史上有個很顯著的例子,可以說明工業化和小農經濟的對立性矛盾。1949年的時候，為了提高耕作效率，生產了一種“雙輪雙鏵犁”--相對於當時農民普遍使用的木犁，它被老百姓俗稱為“鐵犁”，其售價僅為39元。然而即便是政府如何大力宣傳動員，奈何農民就是不買，直到公社化之後才推廣開來。
要知道中國自古以來的小農經濟模式，導致工商業在內的多種經營並不走貨幣交易，農民沒有用貨幣購買的習慣；需要什麼農具，找村裡的能工巧匠做一個就行，代價就是用農產品交換。
比如用自家母雞下的蛋去合作社換火柴，這就是以物易物的交易。農產品和工業品在農村無法貨幣化，導致經濟運行方式就只能是計劃調撥，無法市場化。
對於本時代的帶清農村來說，官紳階層的土地兼併導致普通農戶根本沒有五十畝的土地去經營，而擁有大批土地的官紳階層又可以通過僱傭農村破產者和無產者，以更廉價的方式實現低成本經營，缺乏對新型農具需求的
動力。
（說了這麼多，諸位明白為什麼土地革命後要搞集體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