緋紅之月 作品
第358章 此消彼長（八）
此時，在三井康木的宅邸，作為‘何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石原莞爾，只是稍微與面前的日本工商業者們交流，就知道了他們已經通過各種渠道，從大藏省弄到了平豐盛教授的報告。
這份報告正是平豐盛教授此時公開課的內容。對於三井康木、松下幸之助直等人來說，他們完全理解了當下日本的困境，並且完全贊同平豐盛教授的看法。
光是能看到問題並沒什麼用，關鍵是如何解決問題。當下的局勢之中，日本根本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石原坦率的問道:“諸位都看過何君的《地緣政治初解》以及《日本之命運》。不知各位看過何君在今年3月份在報紙上刊登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方向》的文章？”
這些人只是微微點頭，卻沒直接說出。所謂‘何學’，指的是何銳提出的包括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在內的一整套觀點的總體學說。即便和銳的勝利對日本是沉重的打擊，但日本上層對何銳學說的認同度伴隨著何銳的成功也在快速提升。
日本這些年效法歐洲，的確取得了長足進展，也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但是歐洲畢竟是歐洲，日本完全沒有辦法複製歐洲列強的成功。現在中國重新統一，意味著英法與美國的擴張主義路線踢到了鐵板。當下的日本已經無力解決民國政府，將遠東秩序恢復到滿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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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工商業界以及學界看來，‘何學’的成功很可能意味著古老的中華文明的真正復興。這個國家重新擁有了對抗西方壓力的能力，並且有可能戰而勝之。作為中華文明圈的一員，日本也有了學習中國的新選擇。
但是這個選擇正確麼？大家並沒有信心，畢竟何銳只是擊敗了日本，安撫住蘇聯。在日本人看來，中國每隔幾百年都會出現一位驚天動地的大英雄。這樣的大英雄即便只是利用傳統儒家思想也有可能完成這樣的功業。
日本人對何銳雖然有著因為戰敗而產生的憤恨，卻也因為何銳的勝利而非常尊敬何銳。但是這種尊敬並不足以改變日本數十年工業化形成的新認知，‘孔孟之道已經不再是先進的文明思想’。
石原對此非常瞭解，因為他也是這麼看的。便繼續說道:“根據地緣政治學，日本當下的地緣政治環境，北方的蘇俄，西方的中國，東方扶桑洲的美國，南方的英法荷蘭殖民地區。都是日本直面的國家。”
聽到‘東方扶桑洲’，這些日本人神色都有些波動。‘何學’並非簡單的提出了某幾個理念，而是一整套理念。原本日本還是挺喜歡以‘扶桑’自居，然而‘何學’卻利用各種古書考證，強調扶桑洲是中國南北朝時期杜海的遠洋家們對美洲大陸的稱呼。
石原很清楚何銳採取這樣稱呼的原因，何銳是用中國的地理描述對抗歐美的‘地理大發現’的描述。遠在新興的西歐文明之前，古老的中華文明就已經對世界地理進行了一輪考察，其時間遠在西歐小弟弟之前。
但這不是今天需要提及的問題，石原就當沒看到這幫工商業界人士的神色，“新的地緣政治局面下，日本過去的國策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日本想繼續推進工業化，就必須確定新日本的未來。新的日本必然是由日本勞動者，日本資本的營運與管理者，以及生產資料的應用者主導。”
三井康木聽到這裡，不由得想起了前些日子與日本統制派的一次會面。那次會面中，日本統制派提出了他們眼中的‘新日本’，天皇、華族、軍隊、知識界、工商業組成了這個日本，領導著這個新日本。國會是日本統治者們進行政治協商以及博弈的機構。‘薩長藩閥體系’則要被徹底踢出統治者行列。
作為日本的財閥之一，三井康木給自己的定位自然是資本的營運與管理者，而三井財團並非是三井家一家組成，而是以三井銀行為中心聯絡起來的大量工業企業一起組成。這些工業企業自然是生產資料的應用者。
在軍隊統制派眼中的新日本，三井財團為代表的銀行工商業自然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一部分與會的資本家們很擁護這樣的政體，希望建立‘軍資聯合’。這個用詞套用了幕末時代‘公武聯合’，讓三井康木內心感覺十分可笑。用‘何學’的政治經濟學來分析，這個‘軍資聯合’與‘公武聯合’幾乎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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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幕都結束了幾十年，反倒又‘倒’回去了。有比這更滑稽的事情麼？
當時三井康木沒有笑，此時三井康木也不笑，他推了推金邊細框眼鏡，“石原君，所謂民主，是消除特權，通過發展生產力，消除行業壁壘與認知壁壘的過程。在下對於如何在這個過程中實現效率與公平感到不解。”
三井康木說完，其他工商業者們的目光都明亮了許多。大家看向由帝國東京大學副校長平豐盛教授擔保的日本‘何學’第一人，等著石原莞爾做出解釋。
石原莞爾覺得挺有趣，三井康木這麼講，明顯不是僅僅讀過《中國新民主義主義革命方向》，而是認真的研讀分析過。
既然對方如此，倒是省了許多不必要的講述，石原很輕鬆的答道:“生產力的發展使得日本崛起，建起了日本的工業，打贏了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但是，一旦中國與俄國推翻了舊制度，走上了努力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道路，日本在國家方向上就落後了。因為日本當年能贏的原因僅僅是在工業發展以及戰爭準備上走在這兩個大國前面，但是通過革命，這兩個大國在政治制度上又走在了日本前面。”
作為戰爭英雄，石原說出這話，工商業者們倒是沒有反駁的意願。
石原則繼續解釋道:“當下日本的特權源自於明治維新之前的古老時代，讓日本贏得勝利的並非這些特權，而是全新的工業化。源自農業時代的特權消失，對日本未來發展只有促進。而行業壁壘與認知壁壘，是工業化時代中，個人所受的教育水平差異，與認知結構差異導致的結果。這是整個社會層面的全新問題。”
這份報告正是平豐盛教授此時公開課的內容。對於三井康木、松下幸之助直等人來說，他們完全理解了當下日本的困境，並且完全贊同平豐盛教授的看法。
光是能看到問題並沒什麼用，關鍵是如何解決問題。當下的局勢之中，日本根本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石原坦率的問道:“諸位都看過何君的《地緣政治初解》以及《日本之命運》。不知各位看過何君在今年3月份在報紙上刊登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方向》的文章？”
這些人只是微微點頭，卻沒直接說出。所謂‘何學’，指的是何銳提出的包括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在內的一整套觀點的總體學說。即便和銳的勝利對日本是沉重的打擊，但日本上層對何銳學說的認同度伴隨著何銳的成功也在快速提升。
日本這些年效法歐洲，的確取得了長足進展，也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但是歐洲畢竟是歐洲，日本完全沒有辦法複製歐洲列強的成功。現在中國重新統一，意味著英法與美國的擴張主義路線踢到了鐵板。當下的日本已經無力解決民國政府，將遠東秩序恢復到滿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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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工商業界以及學界看來，‘何學’的成功很可能意味著古老的中華文明的真正復興。這個國家重新擁有了對抗西方壓力的能力，並且有可能戰而勝之。作為中華文明圈的一員，日本也有了學習中國的新選擇。
但是這個選擇正確麼？大家並沒有信心，畢竟何銳只是擊敗了日本，安撫住蘇聯。在日本人看來，中國每隔幾百年都會出現一位驚天動地的大英雄。這樣的大英雄即便只是利用傳統儒家思想也有可能完成這樣的功業。
日本人對何銳雖然有著因為戰敗而產生的憤恨，卻也因為何銳的勝利而非常尊敬何銳。但是這種尊敬並不足以改變日本數十年工業化形成的新認知，‘孔孟之道已經不再是先進的文明思想’。
石原對此非常瞭解，因為他也是這麼看的。便繼續說道:“根據地緣政治學，日本當下的地緣政治環境，北方的蘇俄，西方的中國，東方扶桑洲的美國，南方的英法荷蘭殖民地區。都是日本直面的國家。”
聽到‘東方扶桑洲’，這些日本人神色都有些波動。‘何學’並非簡單的提出了某幾個理念，而是一整套理念。原本日本還是挺喜歡以‘扶桑’自居，然而‘何學’卻利用各種古書考證，強調扶桑洲是中國南北朝時期杜海的遠洋家們對美洲大陸的稱呼。
石原很清楚何銳採取這樣稱呼的原因，何銳是用中國的地理描述對抗歐美的‘地理大發現’的描述。遠在新興的西歐文明之前，古老的中華文明就已經對世界地理進行了一輪考察，其時間遠在西歐小弟弟之前。
但這不是今天需要提及的問題，石原就當沒看到這幫工商業界人士的神色，“新的地緣政治局面下，日本過去的國策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日本想繼續推進工業化，就必須確定新日本的未來。新的日本必然是由日本勞動者，日本資本的營運與管理者，以及生產資料的應用者主導。”
三井康木聽到這裡，不由得想起了前些日子與日本統制派的一次會面。那次會面中，日本統制派提出了他們眼中的‘新日本’，天皇、華族、軍隊、知識界、工商業組成了這個日本，領導著這個新日本。國會是日本統治者們進行政治協商以及博弈的機構。‘薩長藩閥體系’則要被徹底踢出統治者行列。
作為日本的財閥之一，三井康木給自己的定位自然是資本的營運與管理者，而三井財團並非是三井家一家組成，而是以三井銀行為中心聯絡起來的大量工業企業一起組成。這些工業企業自然是生產資料的應用者。
在軍隊統制派眼中的新日本，三井財團為代表的銀行工商業自然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一部分與會的資本家們很擁護這樣的政體，希望建立‘軍資聯合’。這個用詞套用了幕末時代‘公武聯合’，讓三井康木內心感覺十分可笑。用‘何學’的政治經濟學來分析，這個‘軍資聯合’與‘公武聯合’幾乎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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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三井康木沒有笑，此時三井康木也不笑，他推了推金邊細框眼鏡，“石原君，所謂民主，是消除特權，通過發展生產力，消除行業壁壘與認知壁壘的過程。在下對於如何在這個過程中實現效率與公平感到不解。”
三井康木說完，其他工商業者們的目光都明亮了許多。大家看向由帝國東京大學副校長平豐盛教授擔保的日本‘何學’第一人，等著石原莞爾做出解釋。
石原莞爾覺得挺有趣，三井康木這麼講，明顯不是僅僅讀過《中國新民主義主義革命方向》，而是認真的研讀分析過。
既然對方如此，倒是省了許多不必要的講述，石原很輕鬆的答道:“生產力的發展使得日本崛起，建起了日本的工業，打贏了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但是，一旦中國與俄國推翻了舊制度，走上了努力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道路，日本在國家方向上就落後了。因為日本當年能贏的原因僅僅是在工業發展以及戰爭準備上走在這兩個大國前面，但是通過革命，這兩個大國在政治制度上又走在了日本前面。”
作為戰爭英雄，石原說出這話，工商業者們倒是沒有反駁的意願。
石原則繼續解釋道:“當下日本的特權源自於明治維新之前的古老時代，讓日本贏得勝利的並非這些特權，而是全新的工業化。源自農業時代的特權消失，對日本未來發展只有促進。而行業壁壘與認知壁壘，是工業化時代中，個人所受的教育水平差異，與認知結構差異導致的結果。這是整個社會層面的全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