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渡清江 作品

第667章 大明的國民經濟分配原則

    天啟四十年九月二十六年,大明代表孫傳庭等與羅剎國的代表尼拉夫於基洛夫簽訂了《基洛夫條約》。

    這對於已經年近花甲朱由校而言,是一件又改變了歷史進程的大事。

    他無疑對此是感到欣喜的。

    “大明的版圖終於又遼闊了不少!”

    朱由校在新普及的電燈的照耀下,看著新換的大明疆域全圖,興奮地對自己的輔臣們說了起來。

    “更可喜的是,這一次即將有上億兩白銀的賠款!光是第一筆,就有五千萬之巨!”

    劉鴻訓笑著說了一句,然後感嘆道:“做陛下的首輔是幸福的,從不為生財的事發愁,只為花錢的事發愁。”

    “能有今日這樣的盛世局面,其核心只在於一點,即以民族利益為本!”

    “這一切非只是朕的功勞,你們和天下的民眾皆有功,不然何以能從羅剎國手裡得到如此豐厚的利來?”

    朱由校說著就道:“所以接下來,這錢怎麼花的事,依舊得將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

    “天下之利,如何分配很重要,若只用來奉養不事生產者,則生產者積極性必然下降,使天下之經濟為畸形之經濟,而國民提高生產動力之積極性也就下降,創新科技的熱情也會消減!”

    “陛下說的是!朝廷的職責在於如何更好的調度天下財富。”

    溫體仁也跟著回了一句。

    “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這不是我們想看到的,如果有這種現象,就是朝廷的失職!”

    盧象升倒是更為尖銳直接地提了出來。

    朱由校因此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

    他不得不承認這些大臣受自己的影響,已經開始具備一個現代執政者的意識,開始知道調控經濟的重要性。

    而不是像歷史上的傳統士大夫一樣,只知注重道德建設,而對國民經濟的失衡忽視,甚至即便看見了也毫無辦法,最多隻是用些詩詞感嘆一下。

    再好一點的,就是通過建立一些政策抑制一下兼併,而沒有從國家層面,將利益分配直接向生產者即大多數百姓傾斜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