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八章 並不遙遠的中世紀

　　這件事，可以看做當時人們想法的典型例子。像杜預的注經，也是受這種風潮的影響，進而把它提煉到理論的高度。

　　但這顯然不是什麼好事。

　　按照晉人自己的理解，都能發現其中的問題。他們自己都知道，只認母親不認父親，是禽獸的行為；過於抬舉母親的地位，意味著已經開始向禽獸的方向滑落了。

　　這固然比禽獸不如好一點，但好的也有限。如果是那種原始愚昧的蠻族，倒是好理解。但對於擁有過輝煌成果的塞里斯文明來說，這顯然就是一種倒退。

　　而魏晉之後，這種倒退的影響也沒有消失，還進一步地擴大，對成文法律產生了影響。

　　古代塞里斯的法學家，對於殺母為父報仇的話題，同樣持迴避的態度。

　　從漢朝的兩個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孔季彥雖然做出了系統的解釋，但解釋的結果卻引發了更大爭議，還不如不解釋。而漢武帝的政治敏感性，就比他高了很多，直接避開了話題中最困難的部分，就事論事，用各方都能滿意的手段迅速解決了問題。所以，後世的法典和書籍，普遍把漢武帝的判例當做標準。

　　但到了南北朝的時候，有人發現了其他的漏洞，就是舉報的問題。

　　按照當時的法律，父母犯罪，子女也不應該檢舉。比如父親殺死母親，子女檢舉的話，父親必死無疑，等於間接殺死了父親。這就和孝道衝突了，因此需要禁止。如果母親殺死父親，也是同理。

　　這個規定，同樣是從頭到尾就充滿了矛盾。

　　首先，家族和國家衝突的時候怎麼辦，聽誰的？父母犯罪是否檢舉，說白了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檢舉，是對雙親不利，是不孝；但不檢舉，就是縱容別人破壞法律，而法律背後是朝廷的整體利益，也是皇帝的權威所在。不檢舉的話，就是不忠、不敬，同樣也是個大問題。

　　其中的原因，當然也並不難理解。

　　郭康還記得，有次，史惠貞找狄奧多拉抱怨，說為什麼家族的長輩有這麼大的權力。狄奧多拉認為郭康最瞭解這些問題，就讓她找郭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