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警視廳笫四搜查班警部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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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中明言宣公變古易常天應之而有災,即是天人感應之義。

    《春秋公羊傳》多達十六次明文指出:“此何以書?記災也。”又三十二次點明:“此何以書?記異也。”

    如“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何休注曰:“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為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

    按何休之解,旱災乃政教不施之應。

    故《漢書·五行志》曰:“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法《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燦然著矣。”

    彼時的墨家學說墨子認為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

    董仲舒吸收了墨子的天罰理念。

    《春秋繁露·郊語》:“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

    “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暗。暗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

    “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主罰所以別者,暗與顯耳。”

    墨家天道觀得到了董仲舒的借鑑吸收,在其儒學體系的建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理論貢獻作用。

    董仲舒又“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繼承了《公羊傳》中的災異說。

    他在應漢武帝之對策雲說到: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

    “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