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0章 潛在的危機（二）

               　　首先是“神王權威”得到強化。

　　在“泰式皿煮”體制下，總理的“法王權威”與國工的“神王權威”相輔相成，因此對提高拉瑪九世的“神王權戚”，沙立始終不遺餘力。在禮儀方面，沙立統治集團恢復了早在拉瑪五世時期就已廢止的晚拜禮，要求國民覲見國王時必須匍匐跪拜，並恢復了1932年皿煮革命後廢止的春耕節儀式、卡辛（即國王佈施僧袍）儀式、佛誕節儀式等傳統的慶典儀式。在官府方面，沙立官府將國慶節從先前的6月24日（即披汶統治集團推翻專制王權的紀念日）改為12月5日（即拉瑪九世的生日）；而且從1961年起，將拉瑪九世的新年致辭作為正式的官方行為，使之成為正治慣例。在軍隊方面，沙立統治集團定期舉行大規模的軍隊效忠國王儀式，沙立本人更是在1963年過世前還抱病參加效忠儀式；恭請國王出任第一步兵團、第十一步兵團、第一騎兵團、第一炮兵團、第一工兵團的榮譽指揮官，並將這些暹羅陸軍的王牌主力團納入王室侍衛的編制序列。在法律方面，沙立統治集團在《刑法典》中增設“冒犯君主罪”，規定任何對國王的誹謗或誣衊都將受到刑事處罰，從而使1959年臨時憲法有關“國王神聖不可侵犯”的條文規定得到了具體貫徹。

　　其次是“法王權威”有所增加。

　　儘管在行政權和立法權的核心利益領域，沙立並不允許王室保皇派涉足，以免影響其“獨裁”的正治權威和統治地位，但在其他次要領域，沙立卻不像披汶等民黨首領那樣嚴防死守。在沙立看來，拉瑪九世有限參與國家事務，將有利於提高國王的社會權威和影響力，從而為沙立統治集團維護傳統社會價值觀，特別是“反供防供”提供正治助力。